朱熹论格物之功，就是将主观想象与客观具体作充分有效的结合，使抽象变为具象（实体）。
而国学学科问题的讨论，涵有对西方学科体系的某种质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我始终认为孔子塑像立在国家博物馆是积极的，而且从一开始我就肯定，在政治上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标志，对团结两岸三地和一切海外华人，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有积极推动意义。
儒藏的编纂工程，引起了社会广泛的注意。这也说明，我们有很多同志没有真正领会党的根本任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转变，思想还是停留在革命斗争甚至文革的时代。第四点，关于国学机构。第二个事件就是甲申宣言。就具体形式而言，有的是以诗词诵读为主，有的以儒家经典的普及版为主，如三字经、弟子规，也有一些是以儒家正典为主，如《四书》，甚至还有《五经》。
但是我想这些批评对于这一事件的出现虽然表达了批评者自己的意见，但是都没有真正了解到这个宣言发起的意义和立场。而经典汇编是国学研究的基础建设。这一行为在危机时刻，会特别珍贵。
也就是说，即使是美德伦理，也要找出它的儒家品质： 问题的症结在于，一方面，儒家伦理能不能全部或整体归结为德性伦理？儒家的德性理论在其思想中占有何等地位？另一方面，儒家的德性理论与西方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相比有何特点？儒家的德性理论对当代美德伦理研究有何意义？前一个问题主要属于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则关联当代美德伦理的哲学研究。同时，儒家通过对行为德行的描述，阐明一种人格即君子人格、圣贤人格，人格就不再是孤立的德行，而是整体的人格，即‘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最高纲领，一个最低要求。陈来教授在构思《仁学本体论》的前后，锲而不舍地探讨更具现实品格的伦理问题，是其对儒学当代命运的担当。
借用康德认识论的术语，一个是范导原理（regulative principle），一个是构造原理（constitutive principle）。对个体可以有宗教性道德的期待，却不可强求。
而美德伦理的思想源头，一般都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然而，第二类行为因其利他主义的特征，我们具有评价的直接标准，但第三类行为的评价依据是什么呢？似乎没有明确的标准，更多的判断来自我们的直觉。而其备受责难、批判的理由，不是一般抽象的道德价值，更非玄奥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其派生的、在传统中国影响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这应当是他受梁启超早年《新民说》中的公德说的误导，因为梁启超把许多现代意识和价值都当成‘公德。
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善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因此，用自我—他人或个人—社会的两分法覆盖道德问题是不够周延的。……社会性道德则是某一时代社会中群体（民族、国家、集团、党派）的客观要求，而为个体所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常与法律、风习相关联。另一方面，基于权利原则倡导婚前财产公证的婚姻制度，则容易导致把家庭向合资公司转型的价值畸变。
由于他讲的现代社会性道德主要包含的是政治社会价值，所以‘两德论的趋向最后指向的是政治哲学的讨论，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论，根子仍然在启蒙上。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熟人社会之处，就在于它是以陌生人为基础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中所假设的人就是互不相知的陌生人。
考虑到伦理学与本体论相比，面对的现实形势更复杂，以及理论对抗更尖锐等情形，这项研究便有特别值得记取之处例如两德论，无论梁启超的还是李泽厚的，都用于显示传统的不足。
但德性伦理之称为德性伦理，乃是以德性/德行为根本纲目和中心观念，即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以德性/德行为中心。启蒙的核心价值，如果只限一个词，可能非自由莫属。不得做，是对可能影响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的限制。普通伦理是需要人们履行的道德义务，而儒家美德伦理是超义务的。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伦理学科取得共识的程度依然不高的表现。所以儒家伦理不仅讲内在品质，亦用德行彰显品质，集品质以呈现人格。
因此，用自我—他人或个人—社会的两分法覆盖道德问题是不够周延的。观其论述策略，也与比较手法相关。
于社会伦理，失之于简。其中生人关系虽然没有被强调，但是对待陌生人应怀恻隐之心及德、怨对等的原则，是一种共识。
这项成果应当成为今日继续反思与推进当代伦理建设的思想阶梯。同时，儒家通过对行为德行的描述，阐明一种人格即君子人格、圣贤人格，人格就不再是孤立的德行，而是整体的人格，即‘是什么样的人。
……这应当是他受梁启超早年《新民说》中的公德说的误导，因为梁启超把许多现代意识和价值都当成‘公德。至少不会倾向于认同与其相反的品格。重视美德伦理的现代哲学家也为数不少，比较著名的便有安斯康姆、麦金太尔、威廉斯、纳斯鲍姆、斯洛特等人。因为在物欲横流、政治失序的时代，精英道德的当务之急，不是权利的加强，而是礼让与约束。
另一方面则接受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观点，在交叠共识的思路中，主张建立与传统文化脱钩的民主自由正义等现代社会性道德。但这只是为传统伦理辩诬的初步工作，要完成正本清源，期望返本开新的功效，还必须有正面的论述。
也就是说，即使是美德伦理，也要找出它的儒家品质： 问题的症结在于，一方面，儒家伦理能不能全部或整体归结为德性伦理？儒家的德性理论在其思想中占有何等地位？另一方面，儒家的德性理论与西方如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相比有何特点？儒家的德性理论对当代美德伦理研究有何意义？前一个问题主要属于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后一个问题则关联当代美德伦理的哲学研究。自我的德行是人对自己完善的义务，他人的德行是涉及他人幸福的义务，社会的德行是对社会的行为义务。
虽然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不一定是圣贤或者良民，我们也不能对他人提出这类品德的硬性要求，但会予以正面的评价。但近代以来，在反传统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家庭伦理受到批判和侵扰。
与此相关，作者强调儒家哲学是一种道德实践的智慧。本文在学习《儒学美德论》的基础上，略陈管见，引申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借以表达对作者在中国哲学、儒家伦理上所作贡献的一份敬意。或者说，具有相反品德如自大、鲁莽或懦弱的人，更不愿意与其同类合作。从文革期间左倾意识形态口号下，各种野蛮甚至泯灭人性的口号及行为，就能见到其现实的危害。
而其备受责难、批判的理由，不是一般抽象的道德价值，更非玄奥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其派生的、在传统中国影响根深蒂固的伦理观念。接下来，本文将撇开各种枝节，将焦点集中在作者对道德两分法的质疑和对儒家伦理的界定这两个问题上。
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儒学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德性伦理学，而不是德性伦理学在中国。
如一般利他主义行为，特别是英雄或圣贤的行为。与此同时，他还有一系列关于儒家伦理的研究论文，其发表年份散落在2002到2018年间，时间跨度很大。